致命的象征

    柏林斯泊利河畔有一幢白色的古典建筑，现属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公使馆的所在地。
    整幢楼房坚固华贵，今天看来还没有陈旧之感。大花园，高铁门，阳光下整个庭院一片宁静。
    这幢楼本来属于俾斯麦的财政部长，租给了中国。大清王朝原先哪里看得起遥远的番邦？因为看不起，所以也不屑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因为不知道，所以更看不起，直到被他们欺侮得晕头转向，才迟迟疑疑地改口把他们叫做“列强”。后来又逐渐知道了一点国际关系规范，开始向西方列强派出外交使团。
    中国公使馆设在这样一幢楼里，还算是有一点气派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最初几页充满了大量可恨可笑的辛酸事，很多没有记录下来，其中一部分就发生在这幢楼里，再也无人知晓，而这白森森的墙壁门窗，又都不落痕迹，默然无语。
    当年的中国外交官穿着清代的标准服装在这里进进出出，而清代的男装实在太不好看，把身材全都吞没了。这些外交官心情都不太好，其中几位，已经开始皱着眉头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思索中华文明落后的原因。这里是比较的前沿，思考的据点，一切都以感性直觉为基础，一切都以惊讶、叹息为前导，这里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神经末梢。
    只出现过一个俏丽的身影，那就是洪钧公使的夫人赛金花，当时她还非常年轻。
    那时中国人在德国屈指可数，因此每个人都成了一种代表。本来代表性形象已经大体固定，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女人，德国人吃惊不小。柏林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赛金花也就成了西方外交家心目中的中国高官夫人的形象代表。
    中国官僚的家眷一般不参加社会交际，包括外交官的家眷在内，但洪钧公使明达洒脱，他既然敢于与赛金花这样一位曾经落迹烟花场所的女孩子结婚并让她随职而行，当然也会鼓励她参加西方外交界的交际应酬。
    我大体可以肯定，赛金花这么一位江南民间女子，虽然也不熟悉西方交际，但要比熟悉本国官场的复杂礼仪，反而觉得方便。她的年轻、机灵，再加上丈夫的职位和对她的宠爱，使她很快进入角色并游刃有余。
    然而这正是她的不幸，不小心成了一种象征，而且象征了一个特别善于象征又特别挑剔象征的群落。
    象征需要有身份，而她的身份似乎有点不妥。
    原以为与洪钧结婚就是身份，原以为前一任公使在这幢白楼门口以隆重的礼仪欢迎就是身份，原以为在盛大酒会上被各国王公贵族恭敬地一遍遍呼叫公使夫人就是身份……但中国人，包括洪钧的老家亲人，要的是另一种身份。
    那是一种在漫长人生履历中最初始的身份，一种在升沉荣辱过程中最低处的身份，一种在隐显明灭的多重结构中最隐晦的身份。如果找不到这个“地窖”，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安心。而赛金花的“人生地窖”，并不隐蔽。
    于是，她进出这座楼房的全部风姿，都为今后的人生种下了祸根。作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风姿具有了远远超越个人的含义，那么她也就不能再是一个背负着自己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具体生命。难怪一切具有一点儿象征地位的人物都要学会掩饰，但她已没有这种可能。
    试想如果她当年从良，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从此隐匿府院，不再抛头露面，前途会是怎样？如果她许身于一名商贾，或一介书生，过着寻常的日子，景况将会如何？当然也会有流言蜚语、指指点点，未必圆满幸福，但凭着她的器识和聪明，也极有可能平静安康，事实上与她起点相同的小姐妹，大多也是这样。
    遗憾的是，自从她踏进了这幢白楼，今后再也无法躲进人世的荫凉处悄然度日。那盏照亮她今日风采的灯，将终生跟随着她，照亮着她不愿被照亮的地方，包括照亮她的衰老、丑陋、死亡。灯光前后的观众，永远不会缺少。
    但此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只害怕礼仪不周。懂得了一点礼仪，就开始学德语。
    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点德文，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花的德语水平。我想，赛金花的德语用于一般交际场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才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才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
    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太多辩说不清的问题，于是她也就不说了，在世人的笑骂中渐渐苍老。
    老年的赛金花日子过得很潦倒，还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她偶尔遇到一两个够水准的人，也能讲出一些够水准的话。例如她在六十多岁之后曾接受过一次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的访问，在谈到社会现象时便说：“革新应由思想上革新，不应从外表上革新，学些外国皮毛，骨子里还是老腐败，究有何益？”这就不是当时一般的中国妇女说得出来的了。
    我想，她说这段话的时候，脑海里一定浮现过这幢白色的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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