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大院的“老百姓”（四）④

    编辑部的打字员姚淑芬今年三十一岁，两岁大的儿子是前夫留给她的“纪念品”。
    孩子是夫妻和睦时的共同财富，也是反目时无法分割的财产，与丈夫离婚时，姚淑芬只要求自己带着儿子过日子，不要对方的抚养费，也不允许前夫过多地干扰她们娘儿两个人的生活。
    姚淑芬现在觉得自己当时下的决心是对的，她早就发现与自己一样从农村出来到城里发展的丈夫，手里有了一些积蓄之后，先学会花钱，后学会花心，在霓虹灯闪烁的花花世界里晕了头、转了向。不少进城的夫妻都是这样，家里钱少的时候，共同奋斗，一起打拼，钱多了反而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姚淑芬与丈夫的矛盾激化以后，两人不断地争吵、打架，家里的双人床经常成为拳击台，小儿子也可以经常不买票就能够欣赏到一场接一场精彩的男女混合角力比赛。姚淑芬结婚以后，心没有宽，但是体胖，力气非常大，她是雌性，但是，每一次与老公打起架来，比一头雄狮都厉害，总是把丈夫打得屁滚尿流，甘拜下风。
    姚淑芬的前夫与姚淑芬结合已属二婚，最近听说他的第三次婚姻又出现了危机，姚淑芬说他的家里是“铁打的丈夫，流水的老婆”。
    姚淑芬当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只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她勤劳能干，头脑灵活，离婚前与丈夫一起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前夫的公司缺少了吃苦能干的姚淑芬以后，每况愈下，风雨飘摇，员工几乎全都走掉了，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朋友兼死党，女的是秘书兼情人，在资金上已经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像前夫这样的人将来能会对孩子产生好影响吗？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对有些人来讲，离了婚就是死里逃生。
    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在北京生存，艰难可想而知。姚淑芬与前夫一起做生意时赚了一些钱，离婚时分得了一些财产，她带着孩子生活，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心理上的负担太重。姚淑芬的妈妈让大女儿把孩子送回农村交给她带，姚淑芬不同意，她知道家乡人对留守孩子说过的几句话：世上只有妈妈坏，孩子生下不去带，儿女冷热少人问，跟着奶奶吃咸菜。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没有了父爱，再没有母爱。姚淑芬的妈妈可怜女儿，只好离别故土熟乡，来北京在女儿租住的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蹲监狱”，每天洗衣做饭，照看小外孙。
    姚淑芬与丈夫离婚以后，几个要好的姐妹都劝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男人成个家。姚淑芬不以为然，她觉得自己对于再婚问题应该是慎之又慎。找男人不像找工作单位，当了别人的妻子，不能轻易辞职，也不能随便跳槽，结婚证对于夫妻双方，特别是对于妻子来说，是一张没有注明金额数量的“卖身契”，买她们身体的主子叫“家庭”。更何况现在不仅是自己要找个丈夫，也是要给儿子找个后爸。她后悔当初的轻率，没有看透前夫骨子里隐藏的东西。她也记住了崔大林给她讲过的一番话：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一个男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女人都像挑选自己的衣服一样挑选老公，那么，社会上将会减少很多不幸的婚姻。
    当初来杂志社应聘的时候，主编看了姚淑芬的简历也不是太满意，他想找个手脚利索的小伙子当打字员。结果姚淑芬找到主编据理力争：“现在招聘司机要男的，招聘保安要男的，招聘厨师也要男的，以后是不是只有找老婆才要女的？”
    主编止不住笑了起来，客气地对姚淑芬说：“作为用人单位，有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女同志的家务事与男同志相比多一些，将来肯定会影响到工作。”
    “男人的家务事不多？家务事不多的男人只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干，都推给了女方。男人有什么了不起，生出来一个孩子出来让我们看看！”
    “话不能那么说！”主编看着眼前这个风风火火的女人，有点哭笑不得，对于面前的女人，他首先想到了“泼辣”这一个词，紧接着又想到了“能干”这两个字。
    “话应当怎么说？我什么都不说了，先到医院去做个变性手术再来应聘好不好？”
    姚淑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些调侃的味道了。
    主编也是个好脾气，他憋不住又笑了，想了想说：“那好，你明天来吧，先试用三个月！”
    姚淑芬是个要强的女人，她与丈夫离婚后，不想再做生意，很快学会了用五笔字型打字，速度比一般的打字员都快，后来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平面设计，不久就可以取得大专文凭。
    姚淑芬后来的实际行动，让主编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聘用姚淑芬之后，编辑部有了称职的打字员，也有了能应付正常工作的版面设计师。
    为了省钱，姚淑芬在杂志社上班以后，依然住在通州原来租住的小房子里，每天早出晚归，坐地下铁上下班。在北京城里挤地铁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想坐没位儿，想站没地儿，张嘴呼吸都是别人吐出来的废气。车厢里人人站得笔直，个个挤得难受，睡着觉了都不会跌倒，有时候别人上下车，你也要不由自主地踮起脚尖来随人群移动。长久处于这种环境，罗锅都能把腰治好了，说不定还能培养出很多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不过，姚淑芬觉得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真是不算什么，刚来北京的那几年，她每次回老家都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其实，“坐火车”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很多老百姓很多时候都是“站”火车，在几千里地的铁路线上，不情愿地向铁道部长肃立致敬。
    姚淑芬平时生活简朴，但是吃什么都长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在地铁上能占两个苗条淑女的位置。由于她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都喜欢与她开玩笑。她刚到编辑部上班后不久的一天，费爱军吃过中午饭没有其他的事情，推开打字室的门对姚淑芬说：“圆小姐，我想问您一件事------”
    姚淑芬说：“您记错了吧，我不姓袁。”
    费爱军连忙说：“噢，对不起，对不起，您不姓袁，您是长------”
    姚淑芬看到身材瘦小的费爱军脸上狡黠的坏笑，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觉得他对刚认识的女性有些过分，尽管心里不太高兴，依然满面笑容地说：“你是想说我长得圆吧？我这种体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过，我倒是觉得你这种身材在编辑部上班有些屈才。”
    “你说我应该去干什么？”费爱军嬉皮笑脸地问。
    “你应该到蚂蚁养殖场去当挤奶员，摸不到蚂蚁肚子了也没有关系，再架一副梯子就是了。”
    姚淑芬说完哈哈大笑。
    姚淑芬一句话说得费爱军涨红了脸，他狼狈地逃到205室，对编辑部的其他几个年轻人说：“姚淑芬这个女人可是真厉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