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途中（下）

    张部长笑了笑对王相军说：“只能说金矿里的人一少部分很有钱，比如说矿区的管理者和老板、工头，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里有房子，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是打工的工人和做小生意的人。”
    “这里的金子一定很便宜吧？”王相军接着问。
    张部长还没有回答王相军的问话，郑少伟就回头看了王相军一眼，好像是责怪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
    矿区生活区上边的山腰处，有几个矿井的口部清晰可见，它像一个巨兽的大嘴，把精力充沛的工人吃进去，又把疲惫不堪的工人吐出来。
    这里的女人多，大部分是打工人员的家属，她们整天无所事事，早看红日东升，晚瞅夕阳西坠，用渺茫的希望喂养无聊的日子。这里的孩子更多，有的女人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后边还跟着一个，她们似乎是存心是要为拥挤的世界再添一些乱。或许她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男人在上边生产矿石，女人在下边生产孩子，夫妻间是在开展正常的劳动竞赛。
    郑少伟一行人在生活区房屋中间的小巷中穿行，成堆的妇人盯着他们看，指指点点的，个个都是天才的评论家。几个半大孩子跟在这些穿便衣的军人屁股后边看热闹。孩子们应该是正在放暑假，他们赤裸的身体被太阳镀成巧克力色，这个地方好像并不缺水，但他们身上厚厚的泥土，似乎是可以在上边播上种子长庄稼。
    几个休班的工人嘴里叼着烟卷，也站在一旁看稀罕，一个人猜测说：“这帮人是坐军车来的，可能都是军官。”
    “那当然，而且还是大官，我看至少都是连长。”另一个人故作内行地接着说。
    拥挤的住房外边一片一片的掠晒着的各式各样的衣服，花花绿绿的，像是联合国开大会会场外边的万国旗。靠路边房子的门窗玻璃上，不断出现“美发”“洗头”的字样，倚门的女子红嘴唇抹得像鸡***对着认识和不认识的路人在乐，让人不得不可悲地把她们与“卖笑”这个词联系起来。
    在这片平房的中间，有一个漂亮的小院，院子里有几栋整齐的建筑物，张部长说这是金矿管理处的办公场所。从小院里飘出来浓烈的酒味，房子山墙的荫影处，几个人光着膀子的人正蹲在椅子上猜拳行令，院子外边几个工人挥舞着铁锹，正在用碎石填充路边的坑洼。一边是满头大汗，一边是大汗满头，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
    穿过人们用奇异的目光织成的网，郑少伟一行人来到山坡上，正晌午无遮拦的阳光像火苗一样烘烤着大地上的一切。
    张部长把大伙带到一颗老桑树下边，阳光立刻透过树的枝叶向人们的身上射出无数支金箭，虽然是在阴影中，树下的人并没有感到有多少凉意。
    王相军挺着肚子最后一个走过来，范君看他衣冠不整、满头汗水的狼狈样子，将嘴巴凑在他耳边小声说：“奶油冰棍开始溶化了！”
    王相军不高兴地看了范君一眼，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这阳光像火苗一样，怎么没------没有把你身上这把干柴点------点着。”
    登高俯视，三条山沟的沟口部分尽收眼底，郑少伟觉得军区的地形选得很好，虽然没有进到沟里边去细看，但是视力所及的地方，已经能够满足基地规划面积的地幅需要。他回头看看金矿矿区，内心不安的情绪轻轻地牵动了眉梢。
    “这个点我们还没有祥细察看，你们先谈谈初步印象。”郑少伟对一同来的其他几个人说。
    “我是搞业务工作的，看法可能片面。”范君首先发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是新建工程要考虑的重要条件，军区的同志选的这个点在这些方面都无可挑剔。但是社会情况也是选点新建工程不能忽视的因素，矿区的存在，应该会成为影响我们定下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王相军已经缓过劲来，接着范君的话题说：“社会情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我原来工作过的部队里曾经有一个战备工程，地处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这个工程下马之后，部队留守人员将空余房屋租了出去，，由于管理不严，结果那里成了社会上不法分子造假售假的窝点。而在大上海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却出了一个‘好八连’。”
    “我们现在不是要有意去考验部队，而是应该尽量减少不良风气对部队的影响，不能小视环境的作用，有些人可能会经受不住诱惑，军人也是一样，中国古时候不是还有个孟母三迁吗！总体上考虑，我觉得这个点并不理想。”范君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的节奏也比平时快了一些。
    “我们之所以准备了一个第二方案，也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假如新建基地的地点选在这里，将来部队管理的难度可能会大一些。”张部长表示赞同范君说的话。
    小钱看着别人发言，自己没有吭气，他在军校学习军事地形课的时候，能够准确的按方位角行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绕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郑少伟和张部长商定，时间不早了，先去部队吃饭，下午再去看军区预选的第二个点，如果第二个点不理想，再回过头来从另外一个方向，对上午看的这个点进行进一步的现地踏勘。
    在去往部队营区的路上，郑少伟思绪起伏。
    他想起来二十多年前自己在一个基地勤务连当连长时候的一件事情。
    他所在的勤务连当时负责七个哨位的执勤任务，其中一个哨位正好处在工作区西北部的风口上，每年都有几个战士在这里冻伤。
    有一天，他找到基地的主任，请求将这个哨位下移十五米，改设在一个稍微避风的地方。
    “什么？”基地主任听了他的话，瞪大眼睛，喉咙里像是安了一个扩音器，“挪位置？你以为你是在为民请命，你以为只有你才关心战士！”
    主任吼过一阵子之后，看着惊恐的连长，放缓了声调说：“当年我在这个基地当勤务连连长的时候，连部有一个很讨人喜欢的通讯员，在他下到班里执勤的第二天，就冻掉了一只耳朵。有经验的老兵都知道，风雪天从哨位上下来，要先用积雪把冻僵的耳朵搓红了再进屋，通讯员不懂这些，从哨位上下来以后直接就进了生着煤火炉子的宿舍，结果------”
    主任说到这里，哽咽了。
    “因此，我比你更清楚那个哨位每年能冻伤多少战士。”主任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也知道，这个哨位多少往下移动一点，就可以减少很多冻伤，但是，我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只有这个位置才能避免出现观察中的盲区，这是一个要求我们冻死也要迎风站的位置！”
    那么现在呢？郑少伟坐在汽车上，心里在想，如果战时需要，仍然可以让干部战士们去炸碉堡、堵枪眼，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当然，和平时期也可以让他们居闹市、顶香风，接受灯红酒绿的考验。要是这两种情况都能够避免，就应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正常的训练工作和文化学习中去。现在真枪实弹的斗争确实是很少了，但是社会上的诱惑和陷阱又确实是太多了。
    他准备否定上午看过的这个军区预选的基地位置，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预选的第二个点上。
    （本篇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