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台下（二）

    王长年的老伴崔兰萍是机关大院旁边一所地方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是三个月前刚刚退休，她看到王长年晚上快十一点钟了才回家，嗔怪地说：“退休又不是升官，你到处张扬个啥。”
    王长年说：“那怕什么，退休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不然，为什么以前都叫‘光荣退休’呢！”
    崔兰萍担忧地说：“我以前不指望你当官发财，只希望你本份做人、老实办事，今后也不指望你帮我干多少家务事，只求你有个好心情、好身体。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退休了还能干什么呢？心怕不用，身怕不动，总是在家里闲待着可是不行，没病也要憋出病来。原来在我们后边那栋楼住的赵局长，前年退了休以后，闲得无聊，恨不能白天看树上的蚂蚁，晚上数天上的星星，结果不到两年身体就跨了。”
    王长年也伤感地说：“有的人就是一辈子忙惯了，退下来以后没事干，心态和身体都不适应，忙得要死死不了，闲得要命命不保。现在五六十岁的人生命很脆弱，一场大病下来，轻则叫你脱骨变形，重则让你命赴黄泉，这几年机关里走了好几个五六十岁的退休干部，他妈的！干部年轻化被八宝山的人学去了。”
    “干部退休以后生活上都应当有个计划，形成规律，养成习惯，以后就好了。”崔兰萍说。
    王长年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耍了半辈子笔杆子，退休以后写小说算了，说不定那个眼睛不济的导演看上了，还能改编改编，拍个电影或者电视剧什么的。”
    崔兰萍“扑哧”一声笑了：“你以为起草文书和写小说是一回事呀！隔行如隔山，为了教学，我买那么多文学写作方面的书放在家里，你平时连看都懒得看一眼，虽然不像有些人说的‘只知道普希金比银子贵，大仲马比骡子跑得快，莫泊桑种多了能养蚕’，但是，也不清楚莫泊桑和莫言的文学著作有什么不同，小说与散文有什么异样，还能写出小说来？再说了，现在好多写小说的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内容在裤腰带以下，你敢写吗？你会写吗？下下功夫也可能会写出点东西来，不过那不能叫做小说，只能称为习作，寄出去可以充实报刊文学编辑的废纸篓。”
    “第一个计划被枪毙了！”王长年故作丧气地说，“要不然我就学画画，楼上的秦局长就是退休以后学画画，尽管他画的老虎和家猫差不多，兰花和茅草都一样，但是他自己看着高兴，还把画的画到处送，前天还让我抽时间到他家去取画。”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他最喜欢看到自己的画被人家挂起来，‘传世之作’污染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家的雪白墙壁。”崔兰萍说着说着，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止住笑，又对王长年说，“你不能总是在屋子里边打主意，要迈开双腿走出去，在外边活动。”
    “那我去开公司，跑买卖、做生意。”
    “不行，不行，你平时买东西连价都不会还，看到别人赚钱少了总觉得过意不去，还会做生意？做生意也可以，我们家这点存款估计要不了几天也就被你赔光了。”
    “你怎么净打击我的积极性。”王长年沮丧地说，“要不然，等儿子有了孩子，我帮助你去带孙子，你负责喂牛奶、洗尿布，我给他们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崔兰萍赶紧摆手：“我刚才跟你说了，安排事情不能总是离不开家里，你要到外边去活动筋骨。既使将来带孩子需要帮手，我也不会找你，儿子和你差了一辈你都带不好，两个人整天说话说不到一块去，经常吵架，儿子的孩子与你差两辈，你更不可能带好了。”
    王长年一脸茫然：“照你这么说，我退休以后就成废物了！”
    “老头子别伤心，废物也是可以利用的吗，你在外边活动累了，回家来给我搭个下手，比如涮个碗、择个菜什么的，干好干坏我都不会嫌弃你。”崔兰萍和丈夫开玩笑说。
    “在外边不当局长了，在家里不能连家长也不让当了，处处要听你的指挥，我才不干呢！”王长年连连摇头。
    “那你自己安排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白天找老朋友们聊聊天，晚上在大操场做做健身操。”
    “找人聊天不合适，各人有各人的安排，我不能去影响别人，机关里像刘一程这样的朋友毕竟不是很多。大院里做健身操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整天上窜下跳、群魔乱舞，我看见心里就烦。”
    “你要是这样说事情就难办了，要不你每天到天安门广场去转一圈，骑车、步行都可以，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够看看沿途风景。”
    王长年沉思了一下说：“这个主意不错，走路太慢，坐车太挤，我就选择骑自行车。”
    夕阳西下，夜暮四合，部队大院营区宿舍楼的轮廓逐渐模糊起来，刘一程的爱人卓玉英下班回到家里，打开电灯开关，看见刘一程板着面孔，一个人怔怔地坐在沙发上。
    “又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了？”卓玉英奇怪地问他。
    刘一程扭头看了看卓玉英，没有答话。
    卓玉英快嘴利舌，徐娘半老，长相比岁数显得小了许多。她原来是国家机关的干部，后来下海经商，她现在供职的私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具体承办什么业务，连刘一程都搞不清楚。工作单位虽然不正规，但是效益不错，女儿到国外上学、购买高档汽车，主要靠的就是卓玉英的高收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个家庭里，家长刘一程“垂帘听政”，大小事都是卓玉英说了算数。卓玉英最看不起机关里那些中下层干部，满身穷酸相，一副臭架子，局处级干部如果到外地去跑跑，还算是个“官”，装腔作势、狐假虎威，吓唬吓唬老百姓。在北京城里，那是扫帚疙瘩放到鱼盘里，不算个什么菜。这几年，卓玉英的钱越拿越多，脾气也越长越大，动不动就发一通无名火，臭规矩还特别多，她要求刘一程白天不刷牙不能吃饭，晚上不洗脚不能上床，抽烟要去阳台上去。“我一回家就像进了劳教所，”刘一程有一次对王长年说。“当然，劳教干部是卓玉英，我只能是劳教对象。”王长年同情地对他说：“你要是心烦了就到我家里来说说话，全当是蹲监狱的人出来放放风。”
    “到底是谁惹了你？”卓玉英也在刘一程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性急地催问他。